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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而近代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首先把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本文试就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得出近代妇女所从事的新伦理建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从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一书中清代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可以证明其盛况。但是,研究这些著作后就发现,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少有其它类型的创作。这就说明当时妇女没有思考过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称为传统的最佳执行者时期。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张竹君、唐群英、王国昌、沈佩贞。她们与旧家庭决裂,进而欲推翻这个专制体制。她们领导妇女运动、争取女权。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她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07年,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第三类:对传统伦理观有自己的看法。在家庭出身上和前两者较为相似——都是出身于中上层社会。 这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基本的识辨能力。但是屈从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不敢公开决裂。她们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 (励华:《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
这样以来,这三类人中就出现一个现象,即坚决奉行新主张的人少而又少,少数知识女性的觉醒以及与男子的平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知识女性在理直气壮地做“人”的时候,同时还负有唤醒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的使命。事实上,对同命相怜的女性同胞的关注和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已驱使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解放妇女大众的历史重任。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看,妇女政治活动家同时又都是妇女解放的先驱,她们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去唤醒尚处于沉睡状态的妇女大众。只是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知识女性还没能明确意识到工农妇女大众在妇女解放中的巨大作用。踵武其后的现代和当代女性以及关心妇女事业的广大有识之士继续对此进项完善。
在哲学支持上倾向于已有的较之传统伦理更长久的宗教,如吕碧城之于佛学,她曾利用自身学识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在将近代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作一横向比较。如果说知识女性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突破,那么传统之外的非知识女性则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颠覆。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女子从军,让女子与男子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等。这种形式更多的继承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伦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太平天国这个平台正是这种少数民族的女性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伦理的反拨。没有社会大环境的许可,单是形式上的这种推广无疑是昙花一现。
通过纵向的比较,可知近代女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通过横向比较,可知近代知识女性所做的对传统伦理观的突破是当时条件下最为有效的方式。筚路蓝缕之功非但彤史增辉亦必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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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而近代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首先把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本文试就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得出近代妇女所从事的新伦理建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从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一书中清代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可以证明其盛况。但是,研究这些著作后就发现,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少有其它类型的创作。这就说明当时妇女没有思考过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称为传统的最佳执行者时期。
近代女性首先对这些观念做了破冰。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张竹君、唐群英、王国昌、沈佩贞。她们与旧家庭决裂,进而欲推翻这个专制体制。她们领导妇女运动、争取女权。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她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07年,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第三类:对传统伦理观有自己的看法。在家庭出身上和前两者较为相似——都是出身于中上层社会。 这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基本的识辨能力。但是屈从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不敢公开决裂。她们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 。
这样以来,这三类人中就出现一个现象,即坚决奉行新主张的人少而又少,少数知识女性的觉醒以及与男子的平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知识女性在理直气壮地做“人”的时候,同时还负有唤醒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的使命。事实上,对同命相怜的女性同胞的关注和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已驱使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解放妇女大众的历史重任。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看,妇女政治活动家同时又都是妇女解放的先驱,她们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去唤醒尚处于沉睡状态的妇女大众。只是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知识女性还没能明确意识到工农妇女大众在妇女解放中的巨大作用。踵武其后的现代和当代女性以及关心妇女事业的广大有识之士继续对此进项完善。
在哲学支持上倾向于已有的较之传统伦理更长久的宗教,如吕碧城之于佛学,她曾利用自身学识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在将近代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作一横向比较。如果说知识女性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突破,那么传统之外的非知识女性则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颠覆。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女子从军,让女子与男子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等。这种形式更多的继承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伦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太平天国这个平台正是这种少数民族的女性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伦理的反拨。没有社会大环境的许可,单是形式上的这种推广无疑是昙花一现。
通过纵向的比较,可知近代女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通过横向比较,可知近代知识女性所做的对传统伦理观的突破是当时条件下最为有效的方式。筚路蓝缕之功非但彤史增辉亦必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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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观念的创新与发展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观念的创新与发展全文如下: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财务在许多方面显示其不适应性,例如财务观念、财务目标等,从财务观念、财务目标、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内容等方面论述了其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财务管理 财务观念 变革 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财务在许多方面显示其不适应性,因而必须考虑其创新与发展问题。
1.1 泛财务资源观念
知识经济对企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并丰富了资源的内容。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必须确立新的“泛资源”财务观念,泛财务资源概念是对传统财务资源概念的延拓,从形态上划分,泛财务资源可以分为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两大类。其中,硬财务资源是指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企业利用的有形资源,其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软财务资源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或无形的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和时间资源等。
1.2 融智比融资更重要
从一般意义上说,软资源对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的结果又反馈于整个泛资源系统。软硬资源的这个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知识经济将战略性资源转移到知识、信息及其创新能力上来,软资源或知识资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位资源。有鉴于此,企业在理财时应确立“软资源第一”的观念,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运作,培育和扩张软资源,以此优化企业资源结构,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1.3 人本财务观念
人本管理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企业的每一项财务活动均由人发起、操作和控制的,其成效如何也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上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贯彻“人本财务观念”要求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质量;第二,推行财务分层管理和全员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式和参与式财务管理,提高员工对财务的参与意识;第三,加大软资源投资力度,为培育企业文化和良好人际关系创造优良环境。
从一般意义上说,财务目标就是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使其利用达到最优化。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配置什么资源,二是将资源配置给谁,三是如何判断配置优化的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财务目标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如下。
2.1 财务资源配置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硬财务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相对价值下降,而软财务资源的作用和相对价值在上升。因此,企业的理财应在尊重硬财务资源在整个泛资源系统中的作用的同时,重视软财务资源的战略作用及其对硬资源的调控作用。
2.2 利益相关者——财务资源配置主体
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要求,投资者期望其资本有效增值最大化,员工期望其薪金收入最大化,政府期望企业的社会贡献最大化,公众期望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与绩效最大化等等。企业的理财应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这样定位财务目标,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特征。
2.3 财务资源配置规则
财务资源的配置、开发利用与分配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规则最基本的思想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又难以兼顾,要么忽视公平去获取效率,要么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财务资源的配置规则可以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包括社会规则、人的规则、经济规则、资源规则和环境规则等方面,为了便于操作,每一类规则还可以细分为若干细则。如果资源配置规则缺失,必然会发生利益相关者过度“拥挤”和“摩擦”的问题,最终将危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
3.1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
利益相关者都应有参与企业财务治理的资格和权利。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方法,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尤其是让员工、债权人等第一级利益相关者进入财务治理结构,分层管理。鉴于银行是我国企业资金的最大供给者和企业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建议在设计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时也不要忽视银行的参与作用。
3.2 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控制权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财务治理,并不等于控制权要平均分配,主要的财务控制权总是由经营者掌握。企业经营者经历了一个从“财务资本最大者”向“人力资本最大者”的演进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过程是相吻合的。
3.3 财务相机治理
人力资本主导企业财务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营者治理财务无效时,财务控制权就会向非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务资本所有者主导控制的选择依据,是对企业贡献和风险的大小,这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是有差别的。如在股权分散的公司或银行资金占主导的公司里,贡献和风险承担最大者通常是银行,财务相机治理的含义也被解释为一种在银行举债条件下的控制权配置。
3.4 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应当是知识型的。要做到这一点,董事会成员中除各类利益相关者代表外,还应吸纳外部的知识和信息专家参加,如有知识和经验的相关公司的领导人、大学教授、律师、咨询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等,这些专家的职能是参谋型而不是控制型。
工业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本是财务资本,这个时代的财务学以财务资本为核心。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财务学的内容应该进行调整与拓展。
4.1 将知识资本纳入财务学范围
企业要把知识资本作为对未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资本来培育,需要财务的有效配合。一方面,企业应把培育知识资本作为理财工作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主要研究知识资本的构成、知识资本的培育、筹措、分配、运营及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另一方面,财务在运作资金时要有利于知识资本的培育,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理财战略。财务所筹措的资本,应当既有财务资本,又有知识资本。
4.2 将资本经营纳入财务学体系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应善于寻找和开拓新的盈利空间和机会。资本经营是对资本的筹划和管理活动,其类型有三种:一是资产重组,即通过调整资产存量和增量结构和资产功能来提高资产运作效率的经营活动,如多元化经营、兼并与收购、剥离与分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等;二是负债经营与债务重组;三是产权重组,如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合资与联营、租赁制、授权经营、托管、破产等。资本经营活动中,收益、成本与风险并存,因此,应研究对资本经营进行科学决策和有效控制的程序和方法,并将其纳入财务学的体系,同时还应研究制定一套资本经营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4.3 建立利益相关者财务学体系
利益相关者财务学体系主要研究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财务要求、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财务权利及行使方式、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财务要求的回应等问题,以此来拓宽财务学的视野,将现有的“股东财务学”和“股东一经营者一财务经理”三位一体式财务学,拓展为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社会财务学”和“可持续发展财务学”。
4.4 改革成本管理的内容与方法
知识经济对企业传统的生产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及时反馈系统”、“作业流程电脑化”、“特别作业班组制度”、“灵活制造”、“零仓储(JIT)管理”及“网络经营”等一系列新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制度和技术的出现,都要求研究和建立相适应的新型成本管理制度。同时,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以及知识产品的大量出现,也要求对传统的成本管理控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重大改革和发展。
1 姚顺明,赵新顺,何存花.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6)
2 刘军.网络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J].世界经理人周刊,2005(2)
3 黄跃辉.浅谈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财务管理[J].财务与会计,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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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会计成本观相比较 ,作业会计实现了几个重大突破。具体而言 ,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溯本求源 ,改变成本动因传统成本法比较关注产品成本结果本身 ,成本计算的对象是企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 ,产量被看作是产品成本的唯一动因 ,并认为它对成本分配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作业会计对传统会计成本观的突破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与传统会计成本观相比较,作业会计实现了几个重大突破。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
传统成本法比较关注产品成本结果本身,成本计算的对象是企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被看作是产品成本的唯一动因,并认为它对成本分配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按照这一思想,企业的全部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作业会计的成本计算思路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生产费用应根据其发生的原因,汇集到作业,并计算出作业成本,再按产品生产所消耗的作业量,将作业成本计入产品成本。按照这一成本动因将成本划分为:①短期变动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其短期内仍以产品数量为基础,与传统成本法基本相同;②长期变动成本,以作业为基础,作业量是其成本动因。某种产品分配的长期变动成本数额在传统成本法下多为固定成本;③固定成本,在给定的时期内不随任何作业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它也是变动的。
在传统成本法下,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取决于间接成本分配的合理性。而在现代企业制造过程中,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最终产品和劳务吸纳的间接费用大增。这种情况下,按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分配将会使产品成本信息严重失真。因此,应从成本产生的源头入手,分析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将单一标准的分配基础改为按成本动因的多标准分配,作业成本法(ABC法)应运而生,提高了成本计算的准确性。
传统的成本概念只局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但随着市场格局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产品的价值实现比价值形成更为重要,因此,应选择实施按成本管理要求的全程管理。
ABC法正是立足于这种全程的成本概念进行管理,将成本视野向前延伸到产品的市场需求,分析相关技术的发展态势,将产品的设计向后延伸到顾客的使用、维修及处置阶段,且尤其重视在产品投产前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如果说价值工程强调在设计阶段剔除产品过剩功能,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ABC法则强调在设计过程中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对于可增加价值的作业,在不影响产品必要功能的前提下,也选用低成本作业。因此,ABC法被看作是价值工程在成本会计应用中的深化、细化。
相关成本决策法是管理会计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管理决策方法,它将与某种决策相关的成本和收入进行配比来做出决策,只考虑随决策而变动的成本,忽略不受决策影响的成本。相关成本决策法假设决策对成本在短期内发生影响和多项决策之间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
相关成本决策法考虑了决策的短期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
①一旦某项决策敲定,与该决策相关的变动成本就会成为与其他决策无关的固定成本;
②所有成本均是变动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仅仅只做一项决策,前期决策会对后期决策产生影响。换言之,某些成本就某单个决策而言是固定的,但就一系列决策而言却是变动的。相关成本决策法假设决策互为独立是脱离现实的,生产中企业总是面临许多决策,一些决策还同时进行,其相互影响既体现在机会成本上,又表现在未来的潜在成本上。相关成本决策法没有考虑这种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使用它将导致一定时期内从各项决策取得的收益不具可加性,即整体效果小于单项的决策效果之和。
ABC法则在一定程度上能辅助相关成本决策法,它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一项决策不仅要考虑其对同期决策的影响,还要考虑其对后续决策的影响;不仅需要预计未来的机会,而且还要掌握成本的长期习性,其中包括那些不随单项决策变动,但随多项决策变动的成本习性。ABC法通过揭示各种成本的动因,了解各决策方案的短期和长期效果,使决策后系统的总体效果大于各单项决策效果之和。
传统成本观下,产品成本是指其制造成本,就其经济内容看,只包括与产品成本直接有关的费用,而用于管理和组织生产的支出则作为期间费用处理。产品成本按费用的经济用途设置相关项目。而在作业成本观下,产品成本是指完全成本。就一个制造中心而言,该制造中心所有的费用支出只要是合理有效的,都是对最终产品有益的支出,就应计入产品成本。即作业成本观强调费用支出的合理有效性,而不论其是否与产出直接相关。
作业成本观下,也使用期间费用概念,但此时期间费用汇集的是所有无效的、不合理的支出,即所有作业无效耗费的资源价值和非增值作业耗费的资源价值,而不是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支出。企业将它们计入期间费用,是希望通过改进相关作业以消除这些耗费。另外,作业观念下成本项目是按作业类别设置的。这种成本和期间费用的重新界定,是对管理内涵深层次认识的体现,有助于考核企业的管理效益,同时也完善了产品的成本概念。
在产品成本的形成中,除了受产量、作业量等一些客观因素的驱动外,还会受人为主观因素的驱动。比如,职工的成本管理意识、工作态度和责任感、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领导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在作业成本观念下,按作业设立责任中心,使用更为合理的分配基础,易于区分责任,减少成本的主观动因。同时ABC法还特别强调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调整准备次数、运输距离和质量检测时间等非财务变量,因为它们与产品实际成本耗费也有极强的相关性。
ABC法是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制造环境而产生的,弥补了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在现代企业制造系统中的一些缺陷,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尽管我国企业目前还没有采用ABC法的现实基础,但完全可以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借鉴其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比如:
①成本的全程战略管理思想。使企业在“开源”过程中,就对拟使用的资源作好预先的筹划和安排,使日后的潜在成本得到事前的控制;
②成本分配思想。当企业采用单一的分配标准计算的成本可信性受到怀疑,已影响到企业决策时,如工艺复杂、难以生产的产品在其售价并未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情况下,会计资料却表明该产品与其他产品一样具有很高的盈利能力时,可采用ABC法对产品成本重新加以验证;
③对成本过程进行剖析,并尽量消除非增值作业的思想。这启发我们在企业的生产中要强化成本意识,尽量减少无谓的操作,控制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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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一直认为: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是义。孝与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最根本原则。什么是义呢?金庸说:“不管《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也都强调:不但讲友谊,还讲义气,友谊主要源自感情,义气则包含了理智的判断。即使和一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往往会作出重大牺牲,那就是所谓义气。”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关键词]郭靖 孝 义 纠结和嬗变
[论文正文]
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本文结合小说人物郭靖的成长经历,从传统文化出发,认为郭靖在金庸小说人物中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孝敬父母师长、忠于君主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核心。对父母的孝,一方面是因为父母为儿女生命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儿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应行孝道。孔子把孝悌这种感情和行为当作仁的根本,是区别于动物的最基本的特性。而忠是由孝推衍延伸出来的。
金庸先生也说“‘孝’是绝对的。对无论是多坏的父母也必须尽孝道……所谓的‘孝’属于纵向型的道德,是非常强力的。”金庸小说中的孝,因其主人公多为孤儿,故对师长格外感恩和尊敬。即使对岳不群这样的反面人物,令狐冲对其抚育之恩也始终不敢忘记,也不因其无义而不孝。中国人历来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尊师传统,“对于徒弟学子而言,师父与父亲处于同样尊崇的地位,要像尊敬父亲一样来尊敬师父。”[2]所以笔者认为郭啸天、黄药师、杨铁心、成杰思汗、江南七怪、哲别师父、洪七公及马钰等在郭靖眼里都是“父”的形象,与郭靖都是纵向型的伦理道德关系,郭靖都要对他们行孝道。在小说里郭靖并不因启蒙老师江南七怪武功低劣、地位卑下而失恭敬之心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孝在郭靖身上的展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最集中的表现却在为父亲报仇,为师父报仇上。“报仇”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和传统社会里,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说:“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吴霭仪也说过:“在看武侠小说时,我认为不应以现实眼光看‘报仇’,而是要从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郭靖‘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最重要也是尽孝。
小说至始至终都围绕复仇去展开情节,杀段天德,杀完颜洪烈是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另外当江南七怪在桃花岛遇害后,郭靖面对爱情和师父两难选择时,主人公的心理天平一下子就倾斜了。虽说郭靖误认为黄药师是杀师父的仇人,不是黄蓉所为,也只有牺牲爱情,成全孝悌。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爱情是个人的行为,而孝悌则是道德伦常。另外在传统社会里,对晚辈来说,“孝”就是“顺”,也就是常说的“孝顺”。按照父亲的遗命,郭靖必须要跟杨康好;按照杨伯父的遗命,必须娶穆念慈为妻;顺着成杰思汗的意思,必须娶华筝。这些有些做到了,有些没有做到,但郭靖都尽力而为,因为在他心里孝是根深蒂固的,不打折扣的。
金庸一直认为: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是义。孝与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最根本原则。什么是义呢?金庸说:“不管《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也都强调:不但讲友谊,还讲义气,友谊主要源自感情,义气则包含了理智的判断。即使和一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往往会作出重大牺牲,那就是所谓义气。”按照曹布拉的说法,在金庸小说中,义气流灌小说的始终,“义气成了金庸小说人物的集体无意识”;义气同时在维护传统社会起着中坚作用,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大作用。”[5]对此,读金庸的小说深有感触,《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郭靖是一个义盖云天的大英雄,浑身都倾注着义的精神。
但郭靖身上所表现的义与一般武侠身上的义不太一样,虽然有一些墨家任侠的味道,但融入更多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在《神雕侠侣》里,郭靖反对杨过与小龙女的恋爱,是因杨龙的师徒之恋,违背了他所认为的伦理道德原则,也就是义的原则,故而大加反对。更加不同的是,笔者认为郭靖在不同时期分别展现不同意义的义。
主要有三个层次:
一、早期主要展现和传统游侠身上一样的义,“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这种在文本中有多处表现,但最突出的地方是《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相遇时最精彩。黄蓉在张家口出场时装扮成衣衫褴褛的少年男子的模样,郭靖被假象迷惑,代她付了肉馒头钱,她却以肉馒头喂狗。接着又点了几十碗菜,冷后又倒掉,重新再点热菜。折腾了半天才从饭馆出来,又喊肚饿,要进当地最高档的长庆楼。然而郭靖毫不计较这些,只觉得她谈吐不凡,见多识广,真诚爽朗,于是和她十分投契,竟然一见如故。临别时郭靖竟然赠以貂裘。
二、在早期和中期所表现出的兄弟义。按照金庸先生所说:“传统上,中国人认为兄弟比夫妻之情更重要,有古谚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不可续。’……中国人说义结金兰,通过一种仪式,异姓朋友结拜为兄弟,在家立誓:‘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西方社会中,只有热烈相爱的恋人,才会立誓同死。但在中国这个重义气的社会,友情比爱情更受重视。”[6]所以郭靖广交朋友,广交异姓兄弟,杨康、拖雷、周伯通都是他的义兄弟。并且在其心中,兄弟义比爱情、亲情更重要。从两个细节很容易看出来,在同时面对杨康和黄蓉时,使黄蓉醋意大发,在心里嘀咕郭靖心里只有他的好兄弟;在同时面对故人之子杨过和郭芙时,便决意砍断爱女一臂赎罪。
三、在后期所表现的为国为民之大义,也是义的最高层次。发现岳飞的遗书之后,郭靖陡然找到了真正的抱负和理想,找到最有价值的义。郭靖在领导蒙古人抗金战事中,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曾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一个人一生要做出多样选择,一个道德完人更是如此。郭靖在成长为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的过程中,内心的纠结也是很多的。但喝着传统民间伦理的乳汁长大的郭靖,虽然愚笨,却能够始终固守着传统伦理道德原则,致使金庸先生对郭靖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获得很大成功。
前面已说过当爱情遇到孝,爱情、亲情遇到兄弟义,郭靖都会牺牲黄蓉母子,成全孝和兄弟义;即使兄弟义违背道义原则,对杨过也会大义灭亲。当然小说主人公郭靖的纠结远远不止这些。前面已经说到成杰思汗、哲别师父对于郭靖是“父”的形象,拖雷是郭靖的结义兄弟,但当兄弟义、孝与民族大义(为国为民之大义)发生冲突时,郭靖做选择时也是很纠结的。虽然说复仇是行孝,但同样是复仇,杀段天德是多么的决绝,杀完颜洪烈又是多么的犹豫和纠结。郭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
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孝与义是何等的纠结。但无论如何,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哉”完美伦理的完成,牺牲亲人,甚至自己都在所不惜。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郭襄几次遇到危险,郭靖都没有援手,他在干什么呢?答案很明显,当然在践行为国为民之大义。还有,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最终,郭靖像乔峰一样地舍生取义,在襄阳城上空完成了传统伦理道德完美范型的伟大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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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权利与自然权利、自然法、自由、人权等概念一样,是西方文明史,尤其是西欧中世纪史中的关键词,失去它们就失去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西欧的历史。但“主体权利”一词在以往国内学界的话语中,却很少有人使用和提及。侯建新教授在其著作《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1]中将中世纪的个人权利或原始个人权利表述为主体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的创新和使用,更重要的是,为认识和把握西欧的历史,尤其是西欧的社会转型开辟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以下简称《社会转型》)是一部对社会转型时期西欧和中国进行全面比较的著作,是作者在前一部著作《现代化第一基石》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该书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缘由的基础上,对中西方社会从政治制度、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雇佣经济、乡村基层组织、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乡村借贷、农业变革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为西欧篇,有6章,下篇为中西比较篇,有7章。正文有13章,加上引言和3个附录共有17个部分。本文拟就书中创新使用的“主体权利”概念及其在西欧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
在作者看来,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是市场经济加契约性政治制度,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近代政治制度构架,都离不开个人权利发展。中世纪那种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等级权利与近代个人权利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虽然日耳曼人文明的历史不长,国家的形成较晚,其最初的各蛮族国家的建立不过始于公元5-6世纪,但他们很早就具有个人财产意识,并在中世纪里拥有上千年权利斗争的传统。总起来看,西欧的成功是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双向互动的结果。就精神层面而言,传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西欧的传统是由日耳曼先人的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三大要素构成。大约自12世纪初显近代西方文明的最早雏形,主体权利观念自那一时期起逐渐浸润了西欧社会的整个肌体,包括它的法律政治制度。如同儒家思想深深弥漫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样,西欧的历史到处都可以发现主体权利及其实践的足迹。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条件下,社会下层和中层也可能有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使社会很少出现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也很少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主体权利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没有它,可能不会在英国13世纪初就出现被称为现代人权思想之源的“大宪章”和半个世纪后继而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会。尽管这些权利是原始、有限的,但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现代权利之门,它们是现代权利思想的母体,是一系列发展链条中的最初的、也许是最重要一环。正是它们的不断实践与发展,使西欧很早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道路。所以,作者说“没有主体权力就没有现代市场”、“西方的成功是经济的成功,但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
多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素。作者认为,这一核心要素的基础和前提是中世纪的原始契约性贵族等级制,而原始契约关系的基础与前提则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在西欧中世纪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尤其在王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这是一种原始的契约关系。当各活动主体(或各阶层)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双方主要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而非取代或推翻对方的角度出发,采取谈判、法庭斗争、货币赎买、甚至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等手段,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建立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社会关系不断重新配置组合,并且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
在社会的上层主要是王权与教权、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教权与王权之间,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就是教皇与王权争夺主教授职权及其所引发的教会与世俗权力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其结果是教权与俗权双方谁也没有被谁吃掉或取代,而是达成一种妥协,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王权与贵族之间,由于西欧的国王是诸家大贵族中的一员,早期的国王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国王的消费由自己承担而非国家税收承担,这样,国王与贵族之间有着某种承诺或“约定”,一旦一方违约,即使国王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放弃原有的承诺,甚至举兵共讨之。13世纪初由英国约翰国王和25名男爵作为执行人签字的《自由大宪章》可认为是国王与贵族关系第一次诉诸文字的“约定”,该约定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一步作了调整。如果说《自由大宪章》是以王权的让步而告终,那么半个世纪后英国等级会议的召开则是以王权更大的让步而达成新妥协,等级会议对约翰王的要求和限制比以前更多,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普通自由民、骑士下层的利益。所谓等级会议,其实质是等级契约,即王权与不同等级以及不同等级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这种等级契约关系在中世纪是颇为突出和典型的,所以作者称西欧中世纪为原始契约性的贵族等级制。
在社会的下层,主要是领主与佃户之间包括与农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西欧生产者个体在进入文明社会前就有了较强的独立性,在马尔克公社传统、习惯法、罗马法的影响下,在领主的庄园里,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代,领主和领主管家也不能不经过法庭直接治罪于某一个农奴,而要根据习惯法并在庄园法庭上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裁决。在庄园管理中表现出的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独立性的传统,使西欧农民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期也能够或多或少地保持一些个人权利,使其个人财产和财富得到了普遍、有效的积累。例如,中世纪初期被称为任意税的塔利税,农奴为嫁娶儿女而缴纳的婚姻捐,农奴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遗嘱权和财产权等,这些不自由的依附印记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经过反复的较量和斗争都被逐个取消。显然,生产者个人权利,尽管是有限的权利,甚至是最低限度的权利的扩大和保障,有利于生产者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和提高,保障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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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本文结合小说人物郭靖的成长经历,从传统文化出发,认为郭靖在金庸小说人物中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一个人一生要做出多样选择,一个道德完人更是如此。郭靖在成长为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的过程中,内心的纠结也是很多的。但喝着传统民间伦理的乳汁长大的郭靖,虽然愚笨,却能够始终固守着传统伦理道德原则,致使金庸先生对郭靖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获得很大成功。
前面已说过当爱情遇到孝,爱情、亲情遇到兄弟义,郭靖都会牺牲黄蓉母子,成全孝和兄弟义;即使兄弟义违背道义原则,对杨过也会大义灭亲。当然小说主人公郭靖的纠结远远不止这些。前面已经说到成杰思汗、哲别师父对于郭靖是“父”的形象,拖雷是郭靖的结义兄弟,但当兄弟义、孝与民族大义(为国为民之大义)发生冲突时,郭靖做选择时也是很纠结的。虽然说复仇是行孝,但同样是复仇,杀段天德是多么的决绝,杀完颜洪烈又是多么的犹豫和纠结。郭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孝与义是何等的纠结。但无论如何,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哉”完美伦理的完成,牺牲亲人,甚至自己都在所不惜。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郭襄几次遇到危险,郭靖都没有援手,他在干什么呢?答案很明显,当然在践行为国为民之大义。还有,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最终,郭靖像乔峰一样地舍生取义,在襄阳城上空完成了传统伦理道德完美范型的伟大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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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在我国实践中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大众固守的传统死亡伦理观。在中国,一谈到“临终”二字,往往认为是生命即将消失,死亡的降临是对人的彻底毁灭,死亡是极力回避和忌讳的字眼,伦理观念上把死亡看作是最大的“恶”,所以面对临终关怀活动,国人从概念上就会拒斥,这其实反映出中国大众整体死亡态度为“重生忌死”。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析传统伦理思想的突破,解除临终关怀开展困境的路径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 临终关怀死亡价值孝道医道
论文摘要:临终关怀,一种理性照护生命终端的方式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开展,而在中国推广却是步履维艰。传统孝道观以及医务人员的现有医道观等是阻碍其推广的主要因素,由此社偿日仑理环境的改变足解除临终关怀开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临终关怀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处置终极生命的方式,提倡对生命不可逆转的患者,转变延长无谓“生命”长度的治疗,转向关注患者在有限时序里生命质量的提高,使患者在最后的短暂时间里身心幸福并且有尊严地走完余生。
面对生命即将走到终端的老人、艾滋病人以及恶性肿瘤患者等,照护他们的终期生命,临终关怀应该成为一种理性和道德的选择方式。在西方很多国家,临终关怀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普遍支持,并且也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在中国,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我国老龄化步伐加剧,临终关怀逐渐被人们关注,但在现实推行中,却表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境况。笔者近期走访了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合肥等多家开展了临终关怀的医院或科室,这些地方确实是门庭冷落,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转变了临终关怀的服务方式,临终关怀的开展处于尴尬和窘迫的境地。
我国推行临终关怀步履维艰,是移植过程中理论理解的偏差还是技术操作层面出了问题,还是我国根本就不需要临终关怀这种方式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普遍存在着过度治疗终期患者的现实,无不强烈呼求一种更为理性的对待方式出场。二十多年来,内地志向于临终关怀的学者也大量介绍了西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理论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临终关怀的条件,但是临终关J坏被移植到我国后,它与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适应度决定了它的生存状态。解决临终关怀推行艰难的难题,必须探求其与传统伦理思想的抵触点所在。
1. 1传统死亡伦理观的影响
临终关怀在我国实践中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大众固守的传统死亡伦理观。在中国,一谈到“临终”二字,往往认为是生命即将消失,死亡的降临是对人的彻底毁灭,死亡是极力回避和忌讳的字眼,伦理观念上把死亡看作是最大的“恶”,所以面对临终关怀活动,国人从概念上就会拒斥,这其实反映出中国大众整体死亡态度为“重生忌死”。笔者在安徽中医学院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对此问题设计过问卷,其中对问题“您酬尺遥远的死亡问题一A有过思考;B从未思考过;C不愿思考;D忌讳思考”进行随树由取568人调查时,数据显示选择B, C. D的答案占到52%,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折射出把死亡价值看作是最大的“恶”仍然左右我们的思想,也就是传统“忌死”文化观还在起着强大的作用,因而临终关坏受到排斥。
1. 2传统“孝”道观的影响
临终关怀在我国推行艰难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它是违背“孝”道观的。临终关怀在西方操作上一般是把临终患者送到专门的医院或科室,进行舒缓治疗和关爱,使患者在医院或临终关怀科室里走完人生最后时一光。这样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当老人即将临终时,家人或亲属把老人送到外面,然后撒手不管,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违背了传统“孝”道观的。传统“孝”道观要求子女在老人即将谢世时必须床前守护,方可显示孝心。
1. 3传统医道观的影响
临终关怀在现实推广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医护人员面对临终患者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表现为医护人员对生命无法逆转患者的救治还是按照传统的救治方式来进行,总是设法使用现代医学技术和药物来延缓患者的无谓生命,至于用“关注护理而非治疗”的临终关怀理念来指导医疗实践,医护人员往往是措手不及,认为这样做是与医学坚持的传统医道观一一救死扶伤有悖的。
临终关怀在我国实施与我们固守的一些传统伦理思想有诸多抵触,所以顺利开展临终关怀必须放弃、拓展或突破不利于临终关怀“生长”的伦理思想,营造出适合临终关怀“生长”的伦理环境。
2. 1颠覆死亡是最大“恶”的观念
开展临终关怀首先要颠覆死亡是最大“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受着深层伦理文化影响,认识死亡必须回归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来解读。一般来说,生死是自然生理现象,本没有伦理评价的意义。但由于它关涉人生的两个终极问题,对它们的考量反映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把握以及形成行动的指导,这时人们对其探求就赋予了伦理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主流趋势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文化对待生死考量上,由于一味重视“生”的价值,忽略了对“死”的价值认识,甚至是排斥思考死亡的意义,以至于形成一种民族心理文化定式一一“重生忌死”。儒家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呈现出这一点,我们知道自从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开始,就奠定了传统思想中“重生忌死”的生死文化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更把“生”的意义规约在“仁”的范畴之下,“生”的意义变成了对道德的追求。
孟子也有“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就是看到了生死有别,强调通过道德修养来延长“生”的长度。其实都反映出传统思想着重于“生”的价值探讨,赋予“生”有积极意义,而缺少了对死亡价值意义的探求。这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死亡给人的表象就是一切现实的消逝,是对所有现存的彻底毁灭,“生死两茫茫|”、“死去元知万事空”等都是对死亡价值的消极认识表现,因而死亡被认为是最大的“恶”,人们因此过分贪恋生而不愿去思考死。这种生死观对临终关怀的推行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改变这种现状,要对死亡价值进行再认识,也就是对死亡是最大的“恶”的观念进行颠覆。伦理学上的“恶”其实就是对行为或事物存在的价值以否定的评价,或称为其与客观“应然”的相悖,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就是“恶即是它与客观实在的不同。”按照这种思路来看待死亡的存在可以发现,死亡其实不能被看作最大的恶,因为它是与自然的符合并且也有着终极的价值意义。首先死亡是自然安排而无法逃越的现象,以自然观来看这是符合自然伦理的,也就是死亡是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发生的事物不应从恶的角度来评价。
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要积极看待死亡的价值,比如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早就有这样的思想,“老年时的死亡是成熟后的自然现象。我认为,接近死亡的‘成熟’阶段非常可爱。越接近死亡,我越觉得,我好像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旅程,最后见到了陆地,我乘坐的船就要在我的故乡的港口靠岸了”其次死亡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机制是新陈代谢,也就是新的事物的出生必然有陈旧事物的消亡,社会以此来达到平衡,才能发展。死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社会的动力系统,丧失了死亡也就无所谓发展,因此死亡现象具有维护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再次死亡的存在是人完善的需要。
人的一生包括生死两端,生与死是人生必须思考的两大问题,有死亡的存在,它会时刻警醒着人们对“生”的珍视,所以人们才会在有限的生存时间里奋进。丧失了死亡存在的人生,也就是对死亡不去思考的人生其实是麻木的存在,也就会没有目的意义的生存。只有死亡才是敲打人前进的最好武器,死亡在促进人完善方面也有最高价值。当然改变死亡观认识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完成的,但理论认识上的准备是必须的,接下去的任务是我们国家应该像西方一样,尽快开展全民死亡观教育,营造积极看待死亡价值的氛围,更应该宣传儒家文化思想外的一些超越认识死亡的思想,消解对死亡恐惧的心理。死亡价值观的改变才能使大众接受临终关怀这一事物。
2. 2摒弃临终关怀有悖“孝道”的观念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伦理型文化国度,伦理在维系国家发展和家庭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孝”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孝”一开始就是作为至要德性被认知的,《孝经》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上升为衍生一切善性的根基。孔子更有“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从而把“孝”凝固为贯通天地的要德以及人间的道德法则,“孝”成为检视和评判行为的标准。传统社会中,“孝”主要以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功能来表现,它是调节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不可随意违背的天理。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农耕文化为主,这就要求形成以血缘关系的家庭单位来协作劳动,为了维系家庭的延续,使劳作不至于因缺乏劳动力而停止,生育后代来传宗接代成为晚辈必须尽的责任,并且上升为“孝”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孝道观在家庭伦理中的意义要求作为晚辈不仅仅完成族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必须服从长辈和奉养长辈,因为晚辈“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并且“三年而免于父母之怀”,这就要求晚辈在长辈老年时要在跟前赡养老人直到老人去世,甚至在老人去世后也要在坟前守上三年,《论语》中即有“父母在,不能远游”、“孝始于事亲”等,以此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情而显示“孝道”。“孝”成为传统中国人在家庭以及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伦理基础。
那么临终关怀是不是违背孝道观呢?其实要把临终关怀要义理解清楚,临终关怀在西方最早产生的原因是临终关怀先行者看到临终患者要么是受到过度的医疗救治,要么是在家庭里不能得到应有的护理,患者不仅要忍受躯体的折磨,更主要是心灵的痛苦不能去除,从而不能有尊严、幸福地走完人生,对待临终患者往往是过多关注“生”的救治而忽视了“死”的照护,所以提倡成立专门的临终护理机构,用伦理关怀来对患者短暂的最后时光进行“身、心、灵”的关爱。这其实是不违背孝道的,孔子曾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十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把传统“孝道”内涵表征为不仅仅是能给亲人吃好穿好就是“孝”了,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亲人的挂念和尊重,考虑如何使老年人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和尊严,“孝”应是一种心里的敬仰反映。那么现在我们在老年人面前怎么才算上“孝”呢?现在中国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即“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传统尽“孝”基础的丧失要求我们对“孝”的观念进行重新认识,不是说把老人放在眼前亲自照护,能够吃好、住好就是“孝”。现实中对于一对夫妇要供养四位或更多的老人,为每位老人的去世而在床前尽“孝”或老人去世后要守“孝”三年现在己经不大现实,家庭照护老人的方式可以说己经呈现出不能承载现实状况的重压。把临终老年送入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让他们在那里得到充分的照护,其实对老人可以接受到家庭中不能完成的照护,这并不与“孝道”相悖。其实质只不过是把家庭照护转移到社会机构来进行的方式上的转变。
2. 3去除医“死”违背“医道”的观念
顺利开展临终关怀,作为临终关怀主要实施者医护人员的认识观念也要澄清,也就是面对临终患者,医护人员采取的舒缓照护方式违背医道吗?
我们知道,现代医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能够对生命终极的两端“生、死”进行干预,或制造“生”(____、克隆人)、或延迟“死”(当然很多状况下,是以过度医疗延缓无价值生命的长度)。不可否认,医学的发展为人类生命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道的问题更显突出。临终关怀的首倡者桑德斯就曾说过:“垂死病人往往被迫在医院病床卜度过最后一段日子,身上插满了管子,并与家人隔绝。他们亦很少得到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罗斯博士也曾说:“他(垂死病人)可能迫切需要得到休息、宁静、尊严。但他得到的是输血、输液、心脏机或气管切口术。”这都是医务人员在传统医道坚守下把医学使命狭窄化的结果。
人的生命阶段包括生和死两个阶段,疾病和死亡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必须承认,医学技术面对自然的死亡现象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它可以干预死亡进程,但却无法最终战胜死亡,医学使命面对必然的死亡不是使生命灰烬在闪烁,而是考虑如何使生命之火在最后阶段燃烧得最旺盛。也就是医学不能单纯靠技术来延缓生命,把患者阻挡在死亡的门槛上,而是考虑如何使患者死得有尊严和幸福。这样医学的全部使命可以理解为:不但要看护“生”也要看护“死”。所以,当面对临终患者时,医学的职责不是用现有高科技来无谓延缓患者的生命,延缓患者的生命长度可以说就是延缓患者的痛苦,而此时患者最需要的不是医疗技术的过度使用,需要的是医学如何应用来减轻患者心灵的痛苦,也就是使患者在余下时光如何过的尊严和幸福,所以医学目光触及到如何照顾临终患者“死”是符合医道的。由此可见,医务人员传统医道观的拓展是临终关怀顺利开展的重要环。
综上可见,临终关怀不只是一种技艺操作,而是一种关涉生命终极看护的良好方式,这种方式在实施中面对的社会伦理环境是其生长的卞要“土壤”,所以,破除不利于其生长的社会伦理环境是顺利开展临终关怀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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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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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吸收新闻编辑领域的最新成果,既展示出各类媒介新闻编辑的共性,又展示出各类媒介新闻编辑的个性,从而突破了传统新闻编辑教材只重报纸编辑的编写模式。视野开阔,体例新颖,既有相当的理论阐释,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新闻传播视阈下传统新闻编辑工作的突破相关 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网络新闻是在传统新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增加了媒体与新闻受众的互动,提供受众参与新闻的机会,增强了受众与媒体的联系,也扩大了媒体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据调查显示,网络新闻的受众群体达到了1.5亿,现在,只要提到新闻,更多的人想到的是他们在网上看到的新闻,网络新闻的广泛传播对于传统新闻编辑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1 受众媒体接触习惯的改变
随着科技的日益更新,人们了解新闻的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个新媒体的诞生,都是对传统媒体的一次冲击。在2011年的《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美国报纸的发行量持续下滑,而在国内,传统媒体也同样存在被“抢夺”的现象,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百姓接触电视的时间在日益减少,而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在与日俱增。由此可见,在媒介融合的新时代,传统媒体如果还沉浸在单一的媒体层面,不进行资源整合,不突破媒介形态的壁垒,是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1.2 传统新闻编辑内涵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更,媒介的载体也不断丰富。印刷术的发明和纸张的盛行带来了报纸,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广播电台,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互联网,每一个新媒体的产生都丰富了媒介的内涵,而编辑作为媒体内容的制作环节,其内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首先,报纸新闻编辑从只编辑文字新闻发展到插入图片,进而利用计算机、数码相机等高科技产品编辑信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报纸新闻更是实现了跨地域编辑,报纸新闻编辑的内涵不断丰富。
其次,广播新闻编辑经历了播报报纸阶段到新闻独播阶段,再到实况转播阶段,最后到目前的现场报道阶段,新闻编辑的作用日益增强,新闻编辑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几乎时刻都在编辑新闻稿件;电视新闻从刚开始的口播阶段到电影新闻,再到电子新闻采集和电子现场制作,电视新闻编辑与高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当电视新闻迎来现场直播时代,电视新闻编辑要熟练掌握EFP技术来现场制作电视节目。
由此可见,不同阶段新闻编辑的内涵都有所不同,是一个个技术不断叠加、新闻编辑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闻编辑需要运用多种媒体形式来完成工作任务,这对新闻编辑是一项挑战。
1.3 传统新闻编辑工作流程的变化
新闻编辑面临的挑战中,最主要的是新闻编辑工作流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报纸新闻的编辑工作面临着与网络的融合,新闻编辑工作要根据新闻的内容、特点和读者的阅读兴趣,决定哪些信息以文字形式表现,哪些新闻以图片形式表现,及哪些信息适合以视频、音频等表现,这些是以前的报纸新闻编辑很少涉及的工作流程。广播、电视的新闻编辑工作流程也更加复杂化,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受众有了微博、微信等平台,不少受众会在微博、微信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电视和广播为了增强受众对新闻工作的参与度,会在新闻播报中插入网友的评论,这就意味着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不但要撰写好之前的新闻稿件,还要编辑网友评论的画面,熟练掌握网络操作技能,并且养成广泛阅读网路评论的习惯,这些都是之前广播、电视新闻编辑所未涉及的工作流程。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媒体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编辑工作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有着新思维和新技能的编辑人才在全媒体时代中,是传统媒体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了传统新闻编辑工作的一个突破点。
2.1 新闻编辑内容从受众兴趣出发
随着新媒体科技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受众主动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中,利用微博、微信等这些“自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受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同样可以提供新闻信息、反馈信息并且评论信息,甚至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普通受众还可以填补专业记者不在场的空白。这一系列现象,都是在提醒着新闻编辑工作者,要重视“受众”这一群体,实现媒体的兼收并蓄。
新闻编辑要能够预测受众的关注点,主动地站在受众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提供受众所需要的资源。曾经受众的角色是比较被动的,媒体传播什么,受众就只能接受什么,而如今,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想要不被淘汰,就必须从受众的兴趣出发,编辑主动向受众靠拢。新闻编辑可以通过浏览官方微博上的网友评论,阅读受众发来的邮件等多种途径了解受众对媒体传播内容期待的方向,并且要集合各个媒体受众的兴趣点来敲定编辑的方针,这样既能满足报纸读者的阅读期待,又能增加广播电台的收听率和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从而提高媒体的知名度。
2.2 实现受众参与编辑过程
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意识到了受众的重要性,于是受众参与新闻编辑过程成为了可能。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民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聚集,网民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正在扩大,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得到了增强。那么在新闻编辑工作中,如何纳入受众的参与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首先,要在策划过程中重视受众的参与度。编辑工作者在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之前,可以先对其进行策划,尽量让受众关注这一事件甚至共同参与到报道之中,然后再联合其他媒体报道这一事件,于是受众成为了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借此提高了受众参与媒体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媒体的知名度。
其次,可以让受众参与到编辑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受众了解编辑,可以在报纸、广播或者电视上分享新闻编辑的信息处理过程,让受众与编辑对某一事件有共同的体验,从而唤醒受众的责任意识,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只是事件的见证者,还可以是事件的参与者,使受众与编辑相融合,受众与编辑成为一个共同体,即使有再大的风浪也一起度过。
2.3 由应对单媒体受众转变为应对多媒体受众
在网络迅速兴起的时代,“受众的需求是立体的、多方面的,他们想知道不同媒体、不同信息源相同或不同的观点,他们渴望立体的信息提供,这就要求媒体具有更大的包容度”[1],传统媒体不能只停留于应对单一的媒体受众,而要结合多个媒体的受众情况进行新闻采集。比如传统的报社,只要考虑报纸读者的阅读兴趣就好,但现在还要考虑手机报、电子报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爱好。
在面对单媒体受众向多媒体受众的转变过程中,新闻编辑要能够主动应用多媒体平台。比如将网络编辑部与传统编辑部进行整合,两个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同处一个办公室,各司其职,互相协作。比如网络编辑部负责对网络信息进行采集、分类;图片编辑则根据各种媒介的特点来进行图片编辑;文字编辑则负责编辑各种媒介的文字资料,把相同的新闻信息根据不同的传播媒介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各个部门相互合作,将同一信息通过各个媒体同时发布出去,能够同时满足通过各个媒介接受信息的受众的需求,形成多媒体资源的有效整合。
综上所述,我国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要想有效地为受众服务,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转变自己的新闻编辑工作方式,从新闻编辑受众意识的转变,到新闻编辑角色的转换到新闻编辑工作方式的创新,都是实现传统新闻编辑工作突破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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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德育必须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义利观”提到重要地位,充分挖掘传统道德在这方面的积极素材和思想,结合实际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教育,使他们树立对待物质利益的健康态度。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传统伦理道德对学校德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传统伦理道德对学校德育的启示
中国是世界文化史上唯一经久不衰的文明发源地。在远古时代,中国文化就与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古时代,中国文化就屹立于东方,与西方希腊罗马文化交相辉映;欧洲自中古以后,进入历史上所称的黑暗时代,而中国文化却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到了近代,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不免落后,但中国文明形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并未消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曾为、正为丰富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伦理道德,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至今还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和积极作用,其中蕴含的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和方法等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的开展更是具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吸收借鉴合理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将有助于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
群体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贯思想(这也与当今我们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它强调自觉地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的群体和谐而献身的精神,儒家的“公忠观”是其集中的体现,这种群体和谐精神曾培育了一代代爱国志士,对历史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令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和借鉴。
眼下,虽然我们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振兴中华的大业远未完成。一方面,我们的国土尚未统一,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状况未能改变;另一方面,国际上企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依然强大,而且出现了与国内一些反动势力(诸如骨干分子、西藏分裂主义者等)相勾结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处于新世纪、身负重任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更要坚定爱国情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学校德育要吸收传统道德的“天下为公”的和谐群体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以古代公忠为国的英雄事例和警言教育,激励青少年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做新世纪“公忠为国”的国家栋梁。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利轻义、以义制利的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是有其进步性、合理性的。
今天,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与金钱的关系问题随之明显地凸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允许经营者在市场上追逐利益,另一方面,从社会公德来说,又反对谋取不义之财,这就需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的不当乃至错误,会诱发为攫取金钱、财富而不顾信义的丑恶现象。当今青少年面对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见利忘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种种丑恶现象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正确对待“利”,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为了净化未来社会,培养社会公德,应带头反腐倡廉。
因此,学校德育必须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义利观”提到重要地位,充分挖掘传统道德在这方面的积极素材和思想,结合实际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教育,使他们树立对待物质利益的健康态度。
重气节,维护人格尊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了独立人格在个人的立身处世中的重要地位。传统道德的“气节观”不但影响了志士仁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而且在激励志士仁人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抵制邪恶势力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青少年一代虽然生活在国家繁荣富强的时代中,但是社会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带来的丑恶现象也不断地冲击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青少年学生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坚定立场,坚持正义。此外,青少年学生要担当起精神文明的重任,带头弘扬正气,为消除丑恶现象、维护国家安宁贡献力量。为此,我们学校德育应义不容辞地加强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将传统的“气节观”渗透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感染他们做“出污泥而不染”的新一代。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还有宝贵丰富的内容,如“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刚健有为”的奋发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等,在我们今天的学习德育中仍闪烁着它应有的光彩。此外,传统道德教育中的学思并重、反省内求、慎言力行的德育方法,家庭、社会、学校共进的德育途径,重知、情、意、行及能力培养的德育任务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利用的。只要我们细心挖掘,充分改造利用,它将为我们学校德育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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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道德中寻找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论文正文:
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道德中寻找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经济伦理指的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此外,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也都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与供应商的交往也是如此,供应合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合同不完备的问题就能很容易得到解决。当然,有些时候,坚持商业伦理是有代价的,尽管最终会有收益,但长期收益可能是当时无法预见的,这就需要一种勇气。
尽管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因此我国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把商人视为社会底层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发展出了很多充满商业智慧的好的商业伦理。略举如下:
1、“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奸商,但是廉贾如陶朱者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现在所推崇的诚信经济,与合作者、消费者共赢多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代商业伦理中当然不能一味强调为国奉献,但涉及到幼稚产业发展,出口遭遇贸易壁垒,国内价格战烧到国外市场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前人更为高远的一些看法呢?
当前西方商业书籍流行极广,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和伦理道德几乎已成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识到:加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一个必经阶段。国外的很多管理思想和方法未必一定能完全为我所用。当前最应考虑的一个话题显然应该是如何在现有国际化大背景下,勿忘现有历史资源。不仅是把优秀的传统商业伦理封存在记忆中,或者仅作为讨论谈资。重要的是应考虑如何从可操作层面上探索建立完整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方法和模式。比如政府、企业、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如何引导互动,相关理念的宣传贯彻,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应如何树立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贵资源,经过去粗存精,结合现代思想,必将大放异彩。不要忘了我国的传统商业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个大循环,当我们在埋头拜读西方相关著时,西方也在认真学习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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